黎平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在贵州黎平县城翘街，坐落着一座青砖小瓦马头墙的徽式建筑。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几个鲜红的大字。90多年前，在这里，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往哪走”的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多数人的意见获得通过，会议形成了一份改变红军命运的正式决定，使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免遭落入敌军重围的巨大风险，由此转向贵州北部进军。这份泛黄的决定，正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里。

通道之后，分歧未解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湘江血战，红军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危急关头，中共中央部分负责人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着重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建议从根本上改变战略进军方向，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行军路线，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优势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夺取主动权。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干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并未被会议采纳，只是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改变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行军路线，决定绕道贵州黎平、锦屏再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通道会议没有形成书面决议，没有改变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换言之，通道会议只作了一个“转兵”的决定，却没有完成“定策”的程序。如果不把分歧拿到更高层级的会议上加以解决，部队随时可能被拉回原来的方向。因此要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才行。

为此，周恩来在通道会议后随红一军团第一师先头部队行动，寻求可以召开会议的合适地点。同时，为了彻底挽救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毛泽东也继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开展斗争，争取支持。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县城。从通道到黎平，6天时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被带到了黎平翘街二郎坡52号胡荣顺商号的那栋房子里。

一场争论，一纸决定

12月18日，就在翘街这栋临街的店铺里，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以来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将自己的意见带到了会上——必须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会上，博古发言，强调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中央红军必须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毛泽东再次系统分析敌我态势，仍然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蒋介石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必将与敌军重兵决战，对疲惫已极、减员严重的红军来说十分危险。因此，他力主改向贵州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相继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评。据《张闻天年谱》记载，他在这次会议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争论从白天持续到深夜，最终经过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不可能”讲的是客观条件，“不适宜”讲的是主观判断。两层判断叠加，形成了对原定计划完整的否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的战略方向，“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定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决定的第四条具有特殊意义，“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说明决定准确把握部队当时的士气状况——三个月的连续行军和作战，特别是湘江一役伤亡过半，消极情绪在蔓延。

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这一决定，并要求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大家接到政治局的决定后，无不称快。会议次日，中央红军进行了军事整编：撤销红八军团，余部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

决定之后，走向遵义

黎平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作“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之始”，是红军走向胜利的起点。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时任中央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也回忆说，“我和德怀同志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德怀同志和我立刻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可见，黎平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政治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以中央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被否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也为以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会议使红军不再朝着蒋介石预设的包围圈前进，避免了陷入绝境。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组织上，恢复了党内集体决策的程序。决定强调，“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这样，军委、书记处、总政治部的职能作用得以发挥，个人独断专行受到限制。

黎平会议还作出了另一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再次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1月7日占领遵义，不久遵义会议召开，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