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诗词感悟长征精神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万里长征，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跟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途中，他以诗记史、以诗抒怀、以诗言志，倾情写下《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八首诗词。长征诗词是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词的精美华章，是波澜壮阔的万里征程的宏伟史诗，是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是蕴含丰富的长征精神的诗意表达。90年之后，人们诵读这些诗词，依然会被其无穷的艺术魅力和精神价值深深感染，油然而生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力量倍增之感。

从军旅诗史看。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大量以战争为题材的军旅诗词，也叫战争诗词或边塞诗词。一首首或昂扬激越或慷慨悲凉的军旅诗词，绘就了中国历代战争风云的真实画卷。其中不乏爱国主义抒怀和英雄主义颂歌，但更多的是倾诉羁旅之累、思乡之苦、厮杀之烈、伤亡之痛。古代军旅诗词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多半出自未经“烽火连三月”战场淬炼的文人骚客之手，难免是隔岸观火式的兴叹和感喟；即便是出自金戈铁马的征人武将，往往侧重于表达个人心志，不外乎风雪弓刀、盖世功业。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自成高格，独树一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戎马倥偬，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涯和战争体验，但长征诗词所纪实的不是个人征战史，所刻画的不是作者自画像。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颂扬彭德怀这个杰出人物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工农红军的英雄形象。这一群像是中国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英雄人物新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顶天立地、光彩照人。

从心境状态看。人们一谈论起毛泽东诗词，往往都会提到热情奔放、酣畅淋漓、大气磅礴的豪迈风格，但毛泽东诗词也有压抑忧愤、千虑填胸、郁闷凄苦的一面。郁闷心情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的次数不多，而其中两次与长征直接相关。1927年春，蒋介石背信弃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毛泽东愤然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表达“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1934年夏，毛泽东忧心如焚，写下《清平乐·会昌》，这是他在中央苏区写的最后一首词。他自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一再干扰，红红火火的中央苏区危如累卵，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毛泽东痛心疾首。

1935年2月，红军仍深陷重围，毛泽东的内心更加苦闷，他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他自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正如朱德《遵义会议》一诗所写：“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随着遵义会议积极影响的不断显现，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日益扭转，悲观失望的状态迅速改变。“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忆秦娥·娄山关》之后，长征诗词的情绪基调由压抑变得爽朗，由沉郁变得舒快。

从创作规律看。孕育八首诗词的万里长征艰苦卓绝、险象环生。越是斗争惨酷、挑战严峻，越是身处困境、心力交瘁，毛泽东越是诗兴勃发。美国作家和诗人保罗·安格尔在《革命的领袖，浪漫的诗人》中指出：“毛泽东曾多次遭遇到生命的危险……他常常能在战斗发生后就写出一首诗来，其中有几首诗是关于长征的，作于那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征途中。可以肯定，那时没有什么人的头脑里会想到诗歌。”

1949年12月，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和苏联翻译尼·费德林谈到诗词写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毛泽东的写作体验，正是诗歌创作规律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强调写诗要有诗兴，没有诗兴，怎么也写不出诗来。这就难怪，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坦言：“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姚雪垠点评《七律·长征》时指出：毛泽东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的修养兼有天赋过人的才华，所以能写出光辉夺目的诗词。姚雪垠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从艺术手法看。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有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长征的行程之远、困难之大、敌情之险、过程之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罕见。姚雪垠认为：关于这样的题材，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在多数诗人，大概会着眼于写长征的艰苦成功，写得沉郁顿挫或慷慨悲歌。然而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诗人……他全是用轻快的笔调写出胜利的喜悦，以千古少有的英雄豪迈之气，极端蔑视了长征途中的巨大困难。像这样写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在中国三千年的诗歌史上从无先例。

长征途中，不是行军，就是打仗。长征诗词只撷取了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切尾巴”战斗等片段，来艺术勾勒“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勇顽强，达到了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所推崇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的艺术效果。长征诗词跳出战争看战争，跳出战场写战场，没有铺陈战场画面，没有渲染枪林弹雨，而是频繁出现山岭峰峦、大江大河、狂风暴雪等自然景观，运用霜晨月、马蹄声、南归雁等审美意象。毛泽东把对自然环境的体察和战争氛围的感知，写得含蓄、丰富、深刻。尤其是《十六字令三首》，以山的高耸衬托红军的无坚不摧；以山的涌动形容红军的生龙活虎；以山的坚毅映照红军的使命担当，巍巍高山俨然就是英勇红军的人格化身。

从理想追求看。毛泽东诗词继承“诗言志”优良传统，极力抒发共产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志。“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工农红军一路高举井冈山道路的革命旗帜，闯关夺隘，将红旗插上了六盘山顶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曾解释，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毛泽东又曾对尼·费德林说过：苍龙是泛指敌人……无论说是日本侵略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都没错。对付蒋介石是长征的当务之急，打败日本侵略者是长征后的民族大义。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则寄寓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造福全人类的终极目标。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当时中央主力红军已结束长征，准备东征奔赴抗日前线，正好验证了毛泽东的断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作为工农红军绝处求生的具体军事行动，长征已经成为历史。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不辱使命、攻坚克难的伟大实践，长征从来就没有休止符，而是被不断地延续。正如毛泽东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伟大长征精神必将不断激励人们踔厉奋发，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汪建新，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