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小勤务员

抗战时期的延安，无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还是留守部队、学校和社会团体，都活跃着一个特殊群体——小勤务员队伍。他们年龄不大、稚气未脱，却承担着辅助成人的各种工作，为边区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边区的人们亲昵地称他们为“小鬼”。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采访报道。斯诺在采访中发现了不少红军小战士：他们都是12岁至17岁之间的少年，来自中国各地。他们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队伍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一个章节专门描述他们，并亲昵地称呼他们为“红小鬼”。

关于这些“红小鬼”的来历，斯诺写道，“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参加过作战，“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关于他们的英勇故事流传很多。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流，斯诺被“红小鬼”的坚定信仰和乐观精神打动。他感慨道，“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

斯诺的生动描述，真实反映了长征胜利后红军初到陕北时，革命队伍里“红小鬼”的精神风貌。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有大量少年儿童投身革命，成为红军部队中的“小宣传员”“小卫生员”“小号手”。1933年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中有许多17岁以下的小战士。据红军老战士回忆，长征路上，红军曾成立过不设番号的“红小鬼营”。长征中最小的红军战士名字叫向轩，是湖南桑植人，他的母亲是革命烈士贺满姑，1933年向轩参加红军时只有7岁，是贺龙部队的通信员。四川宣汉女孩王新兰，1933年参加红军时只有9岁，是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员。《西行漫记》一书封面上吹军号的小战士叫谢立全，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也只有12岁……这些红军小战士跟随主力部队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从不退缩。到达陕北后，据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的冯文彬介绍，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

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首府，成为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此时，这些红军队伍里的“红小鬼”又有了新的称谓“小八路”，并且大部分人员已成为延安各机关、留守部队、学校和社会团体的小勤务员。

在党的关怀下，小勤务员队伍的领导和组织不断完善。1939年5月4日，为了纪念首届中国青年节和广泛团结延安的少年工作人员，青救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市少年工作人员大会。青救会，即青年救国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组建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新中华报》刊发了题为《延安小鬼大团聚》的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会议的热烈场景。到会的共五百余人，“他们之中主要的是各机关、学校、团体作勤务工作的小同志。这些少年工作人员的首次团聚，由于他们内心的欢乐，造成了会场空气十分热烈、融洽”。在大会的自由发言环节，“小鬼中有中央局的刘德材同志，中央党校的郭白清同志，鲁艺刘鸣同志，他们都能正确的兴奋的提出加紧工作，加紧学习，加紧生产的口号”。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这里地瘠民贫，农业生产较为落后。1939年2月，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新中华报》曾多次报道小勤务员参加劳动的情况：“每个机关，每个部队，每个学校，无论男女老幼，从最高的负责领导者起，直到小勤务同志止，都自觉的动员与组织在开荒阵线上来了。”“生产突击的烈火于三月二十一日始，便燃烧在全校每一角落。沸腾的血澎溢着每个赤诚的心胸，上自校长，下至勤务小鬼，无一不积极，不实在的参加突击的神圣工作。”勤务员“小鬼”们已经是边区生产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党始终重视加强对小勤务员队伍的教育和培养。1939年7月25日，《新中华报》报道了西青救设立延安工委会社会服务部的消息。西青救，即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是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关。延安工作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将延安各机关、团体勤务员小同志编队，进行军事训练与文化教育”。

1942年4月4日，延安市举行纪念儿童节大会。大会议程之一是选举模范勤务员。模范勤务员是根据工作努力、学习积极、清洁卫生、忠诚友爱等四个条件所选出。4月5日，《解放日报》的新闻报道《延市千余小朋友热烈纪念儿童节》一文称，“延市小勤务员共计一千三百余人，选出（模范勤务员）六十二人”，并将名单刊登在报纸上给予表彰奖励。

小勤务员还积极参加延安市少年团活动。1942年4月3日，《解放日报》刊发题为《儿童节大会明天举行》的新闻报道，该文称“延市少年团团长纪涛对记者说：参加该团的少年已达一千余人，其中学生占三分之一，机关勤务员同志占三分之二。该团主要对象为勤务员……现该团已有十六个分团，遍布延市各机关学校中”。面对这支崭新的革命力量，党中央给予他们积极肯定、热情鼓励、大力支持。《解放日报》为此发表《要多多帮助“小鬼”》的时评。文章指出：“边区是将勤务员叫‘小鬼’的，这些小兄弟们向来是我们革命队伍里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拘是在冷风砭骨的冬天还是在赤日炎炎的酷夏，总是辛苦的热情的工作着，帮助了成年的同志，这种精神，应该使我们感动和敬佩。”“他们（勤务员）都是脱离了家庭，失掉了父母照顾，而将自己许身给革命的我们的后一辈，年长的我们，应该多多关心他们。”文章要求各个机关单位从“生活、工作和学习三方面”“要对这些小兄弟们负责”“加强对于他们的照管”。

“我们好少年，一切要向前，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大家都是革命英雄的好子弟。今天能作模范的好少年，明天神圣的革命事业就要我们承担。同志们，少年团员，要忠诚、友爱、活泼、勇敢，积极地工作，愉快的生活，要改造这世界，全靠我们自各！”这是陕甘宁边区传唱的《延安少年团团歌》。在党的关心爱护和培养下，小勤务员们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勇于担当重任。伴随着学习和成长，他们中有的人被送往抗日军政大学、鲁迅师范学校学习，有的人参加无线电通信培训班，有的人成为警卫员或战斗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勇敢的少年，忠于党、忠于人民，不怕牺牲，在战火中走向成熟，用不寻常的经历谱写出一曲曲生命的壮歌。（柳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