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党校如何培养干部

对每个党员来说，思想锤炼永无止境。党校是党员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重视发挥党校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干部，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优秀革命干部。

筹建中央党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很关注组织成员的教育问题。因为早期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工人，所以，中共一大就计划组织工人学校，如“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思想先行是中共革命的一个特色，早期工人学校的构想就是其体现。

从1922年起，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唐山工人夜校、安源工人补习学校等相继开办。早期党校正是在工人学校繁荣的基础上应运而生。1924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设立党校问题，目的在于“养成指导人才”。

按中央当时的规划，党校可分为两种形式开办：一、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主要培养一般干部。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主要培养政治素养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方案确定后，虽然中央多次发文督促，但各地进展迟缓。资金与人才匮乏是主要原因。因此，只有个别地方成立了党校，实际运行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很多未如期开班，“或开办后成效有限”。

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提到党校问题。鉴于地方力量弱，师资不健全，陈独秀认为应该集中力量谋发展，即设立可供500人学习的中央党校。就规模来说，这相当宏大；可援引对比的是，当时最好的地方党校——上海区委党校计划招生40人。

按陈独秀的设想，应立即在武汉成立中央党校。然而，这个规划很快夭折。7月中旬汪精卫全面“分共”后，中共在大城市几乎难以公开活动，建立中央党校的计划自然也成为泡影。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向武装斗争。仓促间，有两个困境摆在眼前：其一，干部缺乏；其二，既有干部的理论素质参差不齐。为克服弊病，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就在军委、师委、团委各支部开设党的训练班。与此同时，中央也要求红四军在占领区“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最好每个支部都能训练出一二十个干部。

1928年，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中共六大代表时建议“要多注意发展党员的觉悟”，尤其要注重“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立即通告全党：“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党校的创办，终于再次被提上日程。1931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大规模开办党校、培训干部。在中央的统筹下，地方党校首先兴起，如闽浙赣共产主义学校、湘鄂赣省委党校等迅速开办。中央党校的筹建也很快提上日程。1933年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与苏区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当时，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就把中央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培训内容各有侧重

据担任过教务处长的罗明回忆，中央党校开办之初，教学宗旨有三：其一，培养工农干部；其二，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其三，锻炼思想意识，“洗掉旧社会带来的脏东西”。很显然，党校培训不同层次的干部，各有轻重——基层干部侧重业务学习，高级干部侧重思想锤炼。

党校学员分班，一般先按照工作性质划分为党班、团班、工会班、妇女班、新苏区班和白区工作班；再按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学制为4个月到8个月不等，高级班学习时间更长。开设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自然常识和数学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也都到党校讲过课。肖锋曾讲，当时党校有11门课程，以中共党史和苏维埃运动史为主。教员请中央首长兼任，苏维埃运动史由毛主席讲授，军事课由朱总司令讲授，地理常识由徐特立讲授。他还特别提到：听到毛泽东和朱德要上课，“高兴得差点蹦起来”。

除常规性课程外，党校还经常举办学术讲演，演讲者都是重量级人物。例如，1933年3月18日，第一次学术讲演，是副校长董必武讲《巴黎公社》。当时战争局势紧张，但干部的理论学习依然循规有序。

注重讨论注重实践

对于学员而言，党校当时传授的知识可谓先进而新颖。因为相较于传统的思想语言，阶级斗争的话语和概念，在偏远闭塞的革命根据地极具先锋性，这让初来乍到的地方干部大开眼界。

罗明回忆，学员热情很高，上课时大家都认真记笔记。到讨论环节，相互提问题，“发言热烈，敢于争论”。革命初期，很多理论并未定型，学员理解不透，甚至是基于误解而展开争论，是课堂常态，有助于新观念浸入人心。

对于党校而言，让学员感受到“新鲜”，并能让其围绕着“新鲜”展开讨论，已是某种成功。李坚真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时，大家整天争论，“晚上睡觉还争论不休，查哨的来通知熄灯，我们还在床上继续争论”。总体上看，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很注重讨论、注重受众的自我转变。党校学员各抒己见，讨论氛围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信马由缰，因为讨论到最后，都会有标准答案来统一认识。

党校学员并非关起门来纯粹读书，他们也深度参与革命实践。《红色中华》多次报道党校学员的捐助活动，如1933年5月5日报道，党校学生召集大会，号召延期归还革命公债。成仿吾也回忆说，学员上课之余，参加很多社会工作，“如慰劳红军，募集公债，动员群众参军，帮助烈军属劳动，为战士打草鞋，等等”。

多年后，许多学员回望党校生活，普遍感受是“收获巨大”。党校提供的知识概念、理论解释，好比黑夜之光，一下子就点亮了视野，并成为永久的思想底色。等到他们走出校门，其所知所学则成为新一轮火种，推动革命星火向更广阔的地方燃烧。

（摘编自2026年4月8日《光明日报》 任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