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论道】

关于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他强调：“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这些重要论述，从主体、实践等角度，对历史主动精神进行了凝练，富含深邃的思想洞见。历史主动精神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意蕴，呈现为多个维度：在观念意识方面体现为历史自觉，在精神信念方面体现为历史自信，在社会实践方面体现为历史创造。运用唯物辩证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从外在对象性到内在共生性

唯物辩证法扬弃了近现代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本体论”致思理路。就人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将历史视为一种脱离人的、与人处于外在化关系的存在，即历史并非一种外置于人的、纯粹的对象化客体。马克思主义拒斥那种将人主体化，将历史对象化、客体化的片面理解。人与历史具有内在的共生性关系，人终究是处于历史之中的，而历史也是现实的人的活动，人的生成与历史的生成相一致，所以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同理，历史的发展形态与人的存在状态具有统一性，进而，在理解二者的统一性时，应将辩证法所强调的总体性贯穿其中。换言之，历史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是同一存在的两个方面。历史塑造着人，人也塑造着历史。人的存在状态是历史存在形态的重要条件，没有人之存在状态的变化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历史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规律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均不可能脱离主体的相应存在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可见，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但这种客观规律绝非脱离人而存在，在历史规律面前，人并不纯然是“被动的角色”，而是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的实现恰恰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因此，对于人而言，历史并非一种纯然外在化的、客体性的存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也不是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内在的共生性关系。

从自在、自发到自为、自觉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初期，无产阶级处于自在、自发的状态，与之相应，其革命实践处于相对初级的层次，斗争形式局限于工会主义、工团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累积以及社会危机的扩大，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形塑阶级认同，担当历史使命，进而引发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性批判与革命性实践。无产阶级历经从自在到自为、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是实现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规律性的前提基础，也是人的历史主动性的表现，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普遍化，由此，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总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始终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历史规律并非自在的、外在的存在并显现，它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得以展示并验证。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要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树立大历史观，立足中国发展的时代方位，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勇于抓住历史机遇，自觉肩负历史责任，主动担当历史使命，以强烈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同时，实现历史主动要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连续性，意味着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应充分考量历史的客观现实基础。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绝非单纯的连续性的积累，更不是随机的偶然事件的堆叠，而是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即历史的发展既有同一框架内的量的意义的积累，又有超出既定框架的、否定性的、质的飞跃式的发展。这种飞跃式发展通常发生于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人们通过实践探索与思想反思，对既有的社会结构及观念进行变革与创新。在历史的发展中，量的积累与超越性的、质的飞跃，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连续性的、量的积累为超越性的质的飞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而超越性的质的飞跃又反过来推动量的积累迈向更高的层次。在二者的互动之中，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文明形态。总之，历史的发展是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其内在张力，共筑了历史发展的形式与路径。坚持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是准确理解历史主动精神的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彰显了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否定与超越，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中审时度势、把握主动的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否定、突破了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资本化”等迷思，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教条。在超越性的层面，摒弃资本逻辑，追求人民至上；拒斥片面发展与异化发展，走向全面、协调发展；超越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驳斥“文明冲突论”，推动各国文明平等交流、和合共生；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思想独断与话语垄断，突出现代化理论与话语的自主性；等等。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准确把握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深刻理解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所在。

（作者：丁匡一，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