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某日，刘某遭遇车祸。4月初因左侧肋骨处疼痛，到所在地医院进行检查，经诊断为“创伤性脾破裂，腹膜后血肿”，急转沅江市某医院。刘某入院后便进行了急诊手术，手术顺利。当天晚上8时左右，刘某身体出现不适，刘某陪护立即告知值班医生和护士，医生认为系麻醉引起的反应，未作处理。1小时后，刘某身体不适加剧，医生便交待陪护送刘某做CT检查。由于当时疫情严重，医院实行1人1陪。陪护当即提出一人无法搬动患者，医生提出通知家属来院。陪护随后电话通知家属，但刘某家属均在离院50多公里的乡下，加之又是晚上，交通不便，待刘某家属赶到医院已是次日凌晨4点左右。刘某家属到院后，便将刘某送往CT室，刘某在CT室门前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于凌晨4时30分死亡。刘某家属认为，刘某身体出现不适，医生未认真检查，便认为是麻醉引起的反应，且刘某病情进一步恶化时，医方未采取应急措施，延误了抢救时间，导致患者死亡，要求医方赔偿20万元。

医方认为，刘某病情恶化时，医生已开出检验单，是陪护送检不及时，导致医生无法依据报告单诊断病情进行针对性治疗，且患者停止心跳时，医方立即组织了抢救，医院并无过错，故拒绝赔偿要求。

当天，家属邀集20余人在沅江市某医院住院楼大厅要求医方给出合理解释并进行赔偿。经医方申请，并征得刘某家属同意后，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及时介入，受理了此案。

案件受理后，医调委立即指派调解员赶赴现场。调解员到现场后告知刘某家属，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医患双方选择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应当在专门场所协商，不得影响正常医疗秩序。医患双方人数较多的，应当推举代表进行协商，每方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建议刘某家属理性依法维权，选派代表参与调解。刘某家属表示理解，并指定了两名代表。

随后调解员着手开展调查，了解情况后，调解员建议双方当事人委托有关部门进行尸检，查明死因。调解员细致耐心地进行释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拒绝签字的，视为死者近亲属不同意进行尸检。不同意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不同意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经过协商，双方均同意进行尸检，调解员立即联系有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尸检报告于2022年5月某日出具，某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尸体进行解剖及病理学检查作出鉴定意见：刘某死亡原因为生前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因急性心肺梗塞死亡，交通事故中所致脾破裂及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辅助死因。

尸检报告出具后，调解员再次组织医患双方展开“面对面”调解。调解员解释，根据尸检报告内容，刘某死亡虽不是治疗行为直接导致，但医院存在以下问题：1.入院时，没有充分了解刘某的既往病史，导致不能完整准确判断刘某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2.在刘某病情恶化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未能预见可能发生的损害，未尽到足够的医疗注意义务。医疗注意义务是指医师在实行医疗行为过程中，依据法律、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保持足够的小心谨慎，以预见医疗行为结果和避免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该案中，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医方未充分履行应尽义务。刘某初期出现不适时，医生未及时安排辅助检查诊断不适原因，而是在刘某病情进一步恶化时才开具CT检查单，导致不能及时对病情恶化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医方未尽到足够的医疗注意义务，且医方在紧急情况下，未配合陪护将刘某尽快送往CT室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患方家属存在疏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患者应当遵守医疗秩序和医疗机构有关就诊、治疗、检查的规定，如实提供与病情有关的信息，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诊疗活动。”刘某入院时，家属未详实告知医生刘某的其他基础病，导致医生未全面了解患者病情。

调解员向医院指出，虽然医疗行为不是导致刘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医方未充分履行注意义务，抢救不及时，存在一定过错，理应对患者家属进行赔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调解员针对赔偿金额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多次协商。

经沟通，医方愿意赔偿除死亡赔偿金外的相关费用。调解员趁热打铁，经反复工作，刘某家属也同意作出让步。最终，经过调解员耐心细致地调解，医方同意赔偿丧葬费5万元，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2.9万元，抚慰金2万元。刘某家属认可该赔偿数额，双方达成协议，握手言和。

本着互谅、互让、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医调委的主持下，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沅江市某医院一次性赔偿刘某家属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9.9万元；

2.协议签字后，双方不得再以此纠纷向对方主张权利；

3.双方同意就此协议向沅江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4.自司法确认之日起5日内双方履行协议。

两周后，调解员对此案进行电话回访，医方已经按协议内容履行赔偿，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医疗纠纷专业性较强，医患双方沟通不畅，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本案最后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真诚相待，换得支持。医调委受理纠纷后，立即组织力量，做好调解的前期工作。鉴于双方当事人分歧较大，医调委引导双方进行尸检查明死因，划分责任。当事人看到医调委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方案明确，深感医调委诚心诚意解决问题，消除了当事人的猜忌，取得了当事人的信任。二是法情结合，赢得谦让。医调委在调解过程中，把法、理、情有机结合，耐心细致做双方思想工作，依法让患方降低赔偿请求，依情让医方作出让步，最终打破僵局，促成了协议的达成。三是彰显公信，构建和谐。医调委的及时介入，避免了纠纷进一步激化。在调解纠纷时，医调委从医患双方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双方实际的调解方案，既依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依法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真正彰显第三方的公信力，构筑和谐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