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再过四天就是端午佳节。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南湖锦城社区内，粽叶飘香，一片繁忙，社区书记夏敏正和十余名党员志愿者包粽子，“多包红豆馅的，好消化。包好了先给老刘送过去”。

　　夏敏提到的老刘叫刘德利，是这个还建社区300余名70岁以上老人中的一位。从花甲到古稀，刘德利为房屋拆迁补偿的事奔波了十年，就在昨天，最后一笔补偿款到账，十年维权路画上了句号。

　　“我对裁判不满意，但对信访处理很感激。”执拗的刘德利笑着说，“最高法院四巡法官说得对，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难以打开的心结：十年维权又回到原点

　　2023年6月7日，郑州，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刘德利来到信访接待窗口，他拿着最后一份生效判决对法官说：“官司看着像是赢了，还不如2017年第一次赔偿给得多。”

　　刘德利一声叹息，十年维权又回到原点。

　　武汉，两江交汇，六湖联通，随着经济连年高速发展，城区规模不断扩大，“乡村”与“城市”仅剩一街之隔。2004年起，为彻底改变城市面貌，让村民变居民，武汉以二环为中心向外延展，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工程，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也在改造之列。

　　刘德利一家六兄妹的老宅就位于关山村刘家咀。在父辈留下的宅基地上，刘德利兄妹自建房屋并出租盈利。其中，刘德利有房屋四层，刘德玉有房屋两层，刘德芳和刘熙共有房屋三层，面积合计1831平方米。

　　2012年3月，经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同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征地公告，启动“城中村”改造，按照建设计划，拆迁、安置、补偿、还建，一环接一环，排期推进。当年12月，关山村村委会通过了拆迁还建安置方案，因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的标准、数额相对合理，大部分村民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刘家因家族内外各种利益纠缠，提出了更高的补偿要求，开发商无法满足，双方未能签约，一直僵持到2013年底。

　　2014年1月11日深夜，矛盾爆发，刘德利兄妹的自建房被强制拆除。此后几天，刘德利连续报警无果，又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仍然无果。“房子被拆了，总要有人赔。”抱着这个念头，年事已高的刘德利开启了漫长的维权路，他说“要为自己和妹妹拼到底”。

　　维权艰难，一年下来，谁拆的房子都没查清楚。

　　2015年11月，刘德利以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是“城中村”改造的征地拆迁主体，应当承担主体责任，遂判决支持原告诉求，刘德利据此向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申请国家赔偿。此后几年，刘德利以国家赔偿决定为“靶子”进行了两轮诉讼，对裁判结果都不满意。

　　2021年4月，行政赔偿案的终审判决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败诉方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动要求履行判决，承担赔偿责任，而胜诉方刘德利则不接受明显对其有利的判决结果，坚决要求申诉信访。

　　“胜诉不息诉，这在来访的案件中并不多见，我们给予了特殊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高法四巡副庭长杨永清强调这个案件不一般。

　　杨永清介绍说，四巡对信访案件实行首问责任制，第一次接访的工作人员对案件负责到底，“对于信访人，我们不以劝回为目的，而是向前一步，实质性化解纠纷。虽然该案成诉时间长，‘心结’‘法结’叠加，错综复杂，难以化解，但再难我们也有信心办结”。

　　其实，杨永清的底气有两个支撑：其一，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新一届党组成立以来，对信访积案、难案高度重视，强调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实行院领导包案。刘德利案即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牵头，组成由四级法院法官成立的专班，专项攻坚；其二则是来自于一个人——四巡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勇，杨永清经常说“有困难找李勇，他总有办法”。

　　李勇，刘德利案的承办人，一个在分析案情时“不停说话的人”，在四巡巡回区很有名气，被称为涉诉信访界的“勇哥”。为什么李勇总有办法？“勇哥在给当事人释法说理时，不纠缠是非对错，而是穿透案情，抓住实质诉求，提供几种合理方案，由当事人权衡选择。”同为专班成员，湖北高院信访工作处处长周鹏与李勇长期合作，最为熟悉。

　　6月7日的接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李勇在听完了刘德利的陈述后，仔细想了想，问他：“您对赔偿不满意，转成实物安置行吗？如果行，我联系湖北高院问问。”刘德利表示接受。

　　难以理清的法结：“补偿”与“赔偿”之辨

　　在武汉中院判决确认违法强拆后，2017年5月8日，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作出赔偿决定，认可刘德利兄妹还建房屋面积为1031平方米，给予拆迁补偿、房屋装修赔偿、过渡费等110万余元。这份赔偿决定以补偿标准计算赔偿，刘德利兄妹认为适用标准过低，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是为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标准不应低于未拆迁时的补偿标准，适用补偿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不能弥补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判决撤销赔偿决定，责令东湖高新区管委会限期重作。

　　原、被告双方对判决结果都不服，上诉到武汉中院。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坚持认为，刘德利等人的房屋是集体土地上房屋，应当按照集体土地标准进行赔偿。

　　2018年7月27日，武汉中院基于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原则，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至此，围绕第一份国家赔偿决定的诉争结束，结果是由东湖高新区管委会重作一份国家赔偿决定。对于这一结果，刘德利非常沮丧和不解：“一年多白忙了，法院为什么不直接判决赔偿呢？”

　　第一轮诉争结束两个月后，关山村“城中村”改造第一批安置房交付使用，新社区南临760公顷南湖，北邻武昌主干道雄楚大道，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取名“南湖锦城”。这里也应该是刘德利兄妹的家。

　　2019年8月13日，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再次作出赔偿决定，认可刘德利兄妹的自建房屋为合法建筑，面积分别为569平方米、447平方米、562平方米，按照《关山村拆迁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对房屋价值、装修损失进行赔偿，将赔偿数额上浮20%并加算利息，向四人合计赔偿500余万元。

　　这次赔偿的数额比上次高出了近400万元，但刘德利兄妹仍不接受。2020年4月，武汉度过新冠疫情高峰期刚“解封”，刘德利就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

　　与第一轮诉讼不同，刘德利在咨询律师后，提出了数额巨大的索赔诉求：按《房屋“双登”资料》确定房屋面积1440平方米，按国有土地上房屋确定赔偿标准，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应赔偿刘德利各项损失2500余万元，刘德玉3600余万元，刘德芳、刘熙2600余万元，合计赔偿8800余万元。

　　受诉一审法院为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法院为湖北高院，两级法院在审理中依据“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明确不能让被征收人因非法强拆所得的赔偿，低于依法征收所得的补偿。同时查明，关山村拆迁安置方案中没有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安置的具体标准，但载明还建安置房涉及面积差额的按4500元/平方米多退少补。

　　对于争议焦点之一，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能否比照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标准赔偿？湖北高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林志农解释说，这是对两种征收方式的误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针对的是‘房’，征收时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收回，即‘地随房走’；而集体土地征收针对的是‘地’，地上房屋在征收时一并予以补偿，即‘房随地走’”。

　　“考虑到村民的居住权益，征收集体土地前要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对住户进行妥善的安置。但由于土地性质、使用方式、交易范围不同，集体土地上房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的价值无法比照。”林志农表示。

　　湖北高院围绕房屋面积、赔偿标准等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原告提出的房屋“双登”面积1440平方米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关山村拆迁安置方案，每户还建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4户合计还建1162平方米；按照4500元/平方米的标准赔偿房屋价值，400元/平方米的标准赔偿装修和屋内物品损失，加上超还建面积补偿款、过渡费，并加算银行利息，判决向四人合计赔偿650余万元。

　　诉求赔偿8800万元，判决赔偿650万元，落差十倍以上，刘德利接受不了判决结果，向湖北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信访。

　　周鹏多次接访刘德利，他表示：“从基层法院到省高院作出的判决来看，充分考虑到了刘德利兄妹的合理诉求，而且一次比一次有利，但刘德利坚持按周边国有土地上房屋市场价赔偿，这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妥协，不符合信访法治化的精神。”

　　“补偿”与“赔偿”的碰撞让刘德利的维权路走进了死胡同，他心生悔意，“不该都听律师的，路越走越窄了”。

　　李勇比刘德利乐观，他全面复盘了案情，觉得案件很有希望“起死回生”。

　　担当的智慧：在法治底线之上为当事人精打细算

　　实物安置替代货币赔偿，是李勇想到的突破口，这一想法得到四巡分党组的支持。

　　首次接访刘德利后，李勇向周鹏询问安置房的情况。周鹏随即联系了东湖高新区法院副院长任永开，反馈的信息鼓舞人心，南湖锦城还有几十套未分配的安置房。

　　李勇认为，实物安置能让当事人从赔偿标准的奢求中跳出来，房屋面积不再折算赔偿数额，转成换算房屋套数，诉求更加理性。“当然，实物安置的底线是当事人承认生效判决确定的房屋面积。”

　　刘德利也接受这一转变，因为在他的赔偿诉求中自始包含着安置需求，只要价值合适，不论是“房”还是“钱”，他都接受。

　　对法官来说，从裁判思维转向信访化解思路，并不容易。诉讼靠证据、对抗和坚韧，而信访化解靠妥协、合作与智慧，完全不是一个打法。李勇深知，这起信访积案的化解靠最高法四巡一家是不行的，需要湖北地方党委、政府和法院的协同发力、担当作为。

　　关键时刻，任永开站了出来。2023年8月，接到刘德利信访积案化解的任务后，任永开主动找到东湖高新区党工委政法委主要领导，承担起属地法院的责任，请求协调管委会相关部门参加化解工作，得到大力支持。

　　和任永开一起担当作为的还有区政法委司法办负责人邓珊珊、关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选锋、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孟涛等人。

　　“在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面，我们高新区有一套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生大的纠纷，基层‘吹哨’，一个团队快速聚合，一竿子插到街道社区，会商研究，就地调解。”邓珊珊介绍说，刘德利信访积案的先期化解工作就是靠启动这套机制。

　　从2023年8月1日，东湖高新区法院首次接谈刘德利兄妹，到2024年4月24日，刘德利等人与开发商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最高法四巡、湖北三级法院和东湖高新区政法委、关东街道办事处，从不同层面召开了五次会商会，组织信访人和开发商进行了六次调解，过程的曲折与不易，只有当事人了解，可以说“关关难过，关关过”。

　　首先，开发商不是案件当事人，能不能替代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10月12日和11月23日，两场会商、一场调解先后举行，东湖高新区相关单位、信访人、开发商参加。经会商，大家认为，实物安置是可行的方案。东湖高新区法院在调解时指出，引起信访的原因在于违法强拆，因为拆迁还建不规范，导致后续矛盾发生，希望开发商作为拆迁的受益方，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相信开发商甩掉“包袱”后，能够轻装上阵。关东街道表态，积极履行相关行政职能，协调开发商代为赔偿。开发商同意将判决的赔偿款变成还建房，但不同意多补偿。

　　其次，信访人能不能降低不合理的诉求，让开发商接受还建房屋数量？

　　调解是艰苦的，让步是艰难的，李勇称“是一平米一平米的蹭，已经到了精打细算的程度”。

　　2024年3月18日，经过几轮“拉锯”和妥协，最后的谈判开场了。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耗时7个小时，李勇、周鹏、任永开、信访人、关东街道、开发商，既“面对面”又“背对背”，反复沟通协调，终于促使信访人与开发商达成和解方案，确定还建1260平方米的房屋，支付补偿款260万元。信访人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就本案主张任何权利，不再上访。

　　越是不易，越显担当。达成和解方案后，最高法四巡和湖北高院要求东湖高新区法院持续跟进和协调方案落实。2024年5月10日，信访人与开发商办理了房屋移交手续，此后不久，房屋补偿款也陆续到账。双方达成的协议履行完毕。

　　至此，刘德利兄妹十年维权路画上圆满的句号。

　　6月6日，记者推开刘德利新家的窗户，眺望浩渺南湖，极目楚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