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对于一个有着400余件纠纷的小区来说能发生什么？

　　与展现了近代天津百年历史文化的和平区有些违和，新兴街道犀地社区是一个“问题小区”——1577户住户，5000余名居民，高峰时，能制造出各类纠纷1500件左右。五年，从一个“问题小区”到“无讼社区”示范点，巨大蝶变中蕴藏着怎样的密码？破局之道是什么？记者来到新兴街道一探究竟。

　　家门口的“社区法苑”

　　说起几年前的犀地社区，社区党委书记何丽仍心有余悸：“每天一开门，业主就乌泱乌泱地涌进来，情绪很激动，不是投诉电梯出故障关门卡人了，就是投诉消防通道又被谁占了，不是投诉小区路面坑坑洼洼，就是投诉垃圾没有人管，物业公司不作为……”

　　“物业公司也一肚子气，物业费年年收不上来，偌大的小区收缴率最低时还不到20%。一边是居民怨声载道要求撤换物业，一边是物业不断诉讼要求居民缴费，双方裂痕越来越深，形成恶性循环。”何丽无奈地说。

　　如何破题？犀地社区想到了建在社区里的“社区法苑”法官联系点。

　　社区一“吹哨”，法官来“报到”！

　　“接单后，情况很棘手，眼看百余件纠纷即将呈讼，后续纠纷更是源源不断。”正在“社区法苑”定期轮值的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王雪垚、志愿调解员李霞说，“与其被动等案件上门，不如我们主动走出去。诉讼虽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治标不治本。”

　　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入户、调阅案卷后，法官发现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居民反映的问题也迟迟得不到改善，双方关系僵化、沟通不畅。

　　积弊已深，“结”如何解？

　　一份向和平区住建部门发送的靶向式司法建议将治理的关口前移了一步。和平区法院建议加强对物业公司的指导、管理和监督，要求新入驻的物业公司“新官”必理“旧账”，从源头上预防物业纠纷发生。同时，针对原物业公司因管理不善造成电梯事故等问题，向天津市国土房管部门反映，很快该公司被评为C级不合格企业，并被计入物业服务企业黑名单，责令退出天津市场。

　　有鉴于此，和平区法院一鼓作气，推动召开以“社区法苑”法官联系点为平台，基于街道党委吹哨机制而组织的联席会议，街道公共管理科、物业办、业委会代表、人大代表、法学专家齐聚，共同研究整改方向，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办公，派驻法官协调指导，数十场会商下来，调解方案出炉了。

　　很快，社区48部电梯均已通过检修，其中11部故障电梯得到更换，曾被居民戏称为“摔倒小路”被修缮一新，随意占据消防通道等现象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诉求解决了，业主们的气儿也顺了，纷纷补缴了物业费，并以95%的通过率高票赞成新物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

　　如何一案止百争，以最小的司法成本实现最好的化解效果？实践证明，和平区法院诉前调解治未病、解实事找对了方向。

　　打造“不走的调解组织”

　　和平区法院清楚，居民的和谐生活要靠法治保障，但这项工作绝不是法院一家能够做到的。

　　时值《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出台，在党委政府支持下，和平区法院顺势将犀地社区“社区法苑”法官联系点升级为“多元调处工作室”，依托该平台，街道、法院、妇联、矛调中心、司法所、派出所等共治单位打造了解纷“朋友圈”。

　　记者发现，在工作室墙上，和平区法院还将特邀的16家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制作成海报共享给居民，并附有二维码，可扫描二维码“一键直通法官”预约调解。

　　同时，志愿力量的加入让解纷别具特色。作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新兴街道因地制宜，“社区法苑”组建了银发志愿调解库，津城百姓熟悉的“钥匙阿姨”兰长燕、“阳光奶奶”吕文霞等12名志愿者被特邀为志愿调解员。⇨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采访中，记者看到了一份长达43页的“民法典心得体会”，这是90岁高龄的志愿调解员史大爷手写完成的。在法院组织下，他曾多次向居民宣讲有关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内容，用铿锵有力的声音传递出志愿调解员的法治精神。

　　就这样，社区里有了“不走的调解组织”，但与此同时，和平区法院发现，大部分调解员缺少法律知识背景，调解一些家长里短的矛盾得心应手，但面对动辄上百万元资产的婚姻、继承类纠纷却心有顾虑怕出错。做实业务指导，为调解员“赋能”，迫在眉睫！

　　不久前的一场社区庭审中，20多位调解员参与旁听，“沉浸式”学法。法官利用中途休庭的时间，向调解员讲解了家事纠纷相关法律知识及注意事项。

　　系统梳理调解组织常见的法律盲点、误区；组织开展一次次民法典授课培训；邀请调解员旁听庭审；制发一批批指导案例……除了注重强化观摩学习，和平区法院还注重提升调解员的实战技能，尤其对于调解员调解不了的疑难纠纷双向发力：线下，法官每周四现场集中答疑辅导，共同研判调解走向；线上，开通“法官直通车”，调解员可扫码填报，由法官远程指导进行示范性调解、“手把手”教学。

　　前段时间，社区张阿姨就有个烦心事，楼上漏水淹了她家的墙皮和电线，双方多次找到居委会调解未果，光在维修方案上就谈不妥，最终在调解员的协助下扫码填报，由法院后台端派单给包联法官指导调解员调解，仅半天就调解成功，并出具司法确认书。

　　如何调动人民群众选择调解的积极性？和平区法院打出“组合拳”，及时将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的案例张贴出来，引导居民信任调解组织的专业调解能力，同时将11个社区参与调解的成效及时反馈给街道，并建议将其纳入社区绩效考核、评星定级。

　　“无讼社区”示范引领

　　如今，犀地社区物业纠纷成讼量也从五年前的400件降到了2023年的3件，纠纷化解、矛盾排查、示范庭审、普法宣传等成效日益显现。

　　“能否把法院在犀地社区的做法复制到全街道？”尝到甜头的新兴街道党工委再次抛出了橄榄枝。

　　这一想法与和平区法院狠抓诉源治理的思路不谋而合。经过反复调研，2023年5月，和平区法院联合新兴街道正式将创建“无讼社区”示范点引入犀地社区，并以点带面辐射街道其他社区，力求示范带动全区6个街道64个小区纠纷化解。

　　该示范点除了法官下沉、志愿调解、纠纷排查、多元解纷等九项职能外，最重要的共识是建立双向司法联络机制，力求纠纷不出社区。

　　新世界花园小区新老物业交替衍生的300余件物业重叠缴费纠纷，新兴北里小区加装电梯引发的矛盾纠纷等等，均及时就地化解……

　　“在法治轨道上打造一个多方共治平台，力争实现居民说心事、志愿者共参与、法官化纠纷、政府来协同。”和平区法院院长赵文艳道出了创建“无讼社区”示范点的初衷。

　　目前，“无讼社区”示范点已服务2000余人次。新兴街道万人成讼率同比下降22%，和平区物业纠纷案件同比下降77%、相邻关系纠纷同比下降47%。

　　让矛盾止于未诉、化于萌芽。正如“无讼社区”示范点的LOGO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一般：以和为贵，三人成众，共同托举“无讼”天平。

　　记者手记

　　探寻纠纷最优解

　　“咱法院见”“我告你去”，遇到纠纷，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两句，但诉讼有时真是最优解吗？走进“无讼社区”示范点，记者先随机采访了几位社区居民，答案先卖个关子。

　　无论是犀地社区物业纠纷成讼量从400件到3件的突破，抑或是天津法院2023年经诉前调解未进入立案程序的纠纷同比增长43%的成效，背后均是天津法院将法治化方式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让调解这朵“东方之花”在津沽大地绽放的缩影。

　　2023年初，天津实施《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矛盾纠纷化解。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司法局联合召开调解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调解工作会议精神，旨在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和诉源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随即，天津高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要求全市法院深化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等衔接，强化专业领域调解指导，不断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为此，天津法院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大调解”工作格局，除了立足化诉止争，天津法院还主动“走出去”指导、支持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解纷力量，强化人民法庭与司法所、派出所、矛调中心联动，线下举办讲堂集中培训，线上打造“法官直通车”、在线开展远程指导。2019年以来，诉前化解纠纷51.7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64%。

　　有时表面的纠纷只是冰山一角，只有深潜水下才能看清纠纷交织的整座冰山。办案就是治理，法官不仅要注重个案公正，更要通过办案研析类案高发原因。有鉴于此，2023年全年，天津法院共发出司法建议844份，并有“建”有“纳”，实现了良性互动，绘出了津城好“枫”景。

　　即将走出示范点，开头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社区里的矛盾其实不愿去法院”“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打了官司见面不好相处”……言语间，非诉讼解纷方式似乎成为“无讼社区”里大家伙儿的共识。(记者 李小芳)